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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主导”背景下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身份认同
- [摘要]中国在市场经济改革这个过程中所经历的除了生产关系和产权关系的变化外,还有一场伴随着全球一体化而来的信息革命。这意味着我国所经历的现代化轨迹不同于欧美国家,从而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所体会的“现代生活”也有自身的独特之处。本文就此提出以“信息主导”(information-led)为研究视角,探讨新一代农民工在全球信息化的背景下,其日常生活、社会关系,以及个人身份建构(self-identification)所经历的变革过程。首先,本文通过反思以劳资对立为研究视角的农民工研究,指出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的农民工研究的理论预设及其视角局限。其后,本文会讨...
- 作者：
郑松泰
- 全文[ PDF 601.0 KB ] 2010.25（2） 共有 2072 人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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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网络规模的影响因素:不同估计方法的比较
- [摘要]在对社会网规模的估算中,0LS方法的适当性和实际效果目前还缺乏较为系统的考察。本文在对现有统计学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在估算社会网规模时OLS方法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通过对CGSS 2003数据集的统计分析及计算机模拟分析,本文在经验层面发现,OLS估计结果确实与替代方案(特别是负二项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存在明显的差异。最后,本文建议研究者采用可供替代的建模方式研究社会网络规模的影响因素。
- 作者：
黄荣贵； 桂勇
- 全文[ PDF 1174.0 KB ] 2010.25（4） 共有 2530 人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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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与中国乡土本色的社会行动——一项基于民间谚语与传统戏曲的社会学探索
- [摘要]气是理解中国乡土本色的社会行动的一个独特概念。本文利用民间谚语与传统戏曲等材料,对气在乡土中国的内涵进行了解析。作者认为,气在乡土传统中是一个具有较大弹性的范畴,它是中国人在人情社会中摆脱生活困境、追求社会尊严和实现道德人格的社会行动的根本促动力,是融汇了本能与理性、道义与利益的激情,其具体含义从一种需要被克制的激情到一种可以迸发的激情、再到一种自我执法的义气,构成了一个续谱,其中,以忍御气是主流,以气立人是补充,任气行侠是特例。
- 作者：
应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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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迁移与精神健康:基于上海的实证研究
-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见证了规模甚巨的城乡迁移运动,社会学界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对进入城市的移民的精神健康问题则少有涉及。本研究基于对上海城乡迁移群体的多阶段抽样调查以了解这一群体的精神健康状况。问卷的分析结果显示,25%的男性和6%的女性精神健康状态不好。进一步的路径分析显示,移民压力、社会支持和迁移意义以不同的路径影响精神健康。论文建议政府和社会各界要充分回应移民群体的精神健康需求。
- 作者：
何雪松；黄富强； 曾守锤
- 全文[ PDF 558.0 KB ] 2010.25（1） 共有 1990 人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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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领域中的慈善、福音与民族主义——以近代杭州麻风病救治为例
- [摘要]在医疗社会史领域,对于疾病与社会、文化乃至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关系的研究,正在引起学术界的巨大兴趣。本文以近代杭州的麻风救治为例,旨在探讨福音医学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关联性。文章认为,在近代中国,福音医学是麻风病救治的绝对主导,通过为麻风病患筑家园、求福音和谋国族,传教士为近代中国带来了不同于明、清时期中国麻风救治传统的卫生现代性,即传教士抛弃了中国明清时期的“强制隔离”制度,在“人道隔离”中,“疗身与疗灵”并举,使麻风病患在卫生慈善机构中得到有效救治与养老。
- 作者：
周东华
- 全文[ PDF 665.0 KB ] 2010.25（3） 共有 2087 人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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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政府信用为信号——改革后温台地区民营存款类金融机构的信息机制
- [摘要]本文试图从“政府信用信号发送”机制的角度去理解中国改革后民营存款类金融机构发展的兴衰。存款类金融产品的高考核成本、存款类金融机构的高负债率以及“说坏话”机制的局限性等使声誉机制特别重要。声誉机制依赖于良好的产权保护。中央政府对私人进入和经营银行业严格的管制政策使得民营银行家们更不愿意或更难对自身声誉做投资。他们把地方政府对他们的支持作为信号来吸引存款,建立声誉。本文称之为“政府信用信号发送”机制。这一机制下,民营银行家和储户都对政府的相关政策高度敏感。这使得中国民营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发展更容易因为管...
- 作者：张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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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解“土地换保障”的困境——基于“资源”视角的社会伦理学分析
- [摘要]“土地换保障”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整合“土地”和“社会保障”两种资源的制度尝试与实践探索,究竟是否应该“土地换保障”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问题。本文在概括其基本类型和破解其内在实质后,从“资源”的角度切入,通过剖析“土地”和“社会保障”的资源属性及衍生权利束,比较它们的异同,探析二者之间的异质点和契合点。研究发现,保护和发展人权是二者的契合点,而异质点在于资源属性的不完全同质和权利口径与责任主体的不同。研究表明,基本保障不可换,不能混淆“补偿”和“保障”以逃避政府的责任;但补充保障可以换,能够利用地上权利及其...
- 作者：
郑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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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背景、体制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1978-1996)
- [摘要]使用一个1996年收集的全国抽样数据,并结合事件史分析方法(离散时间风险模型),本文探讨了1978年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到底是哪些农民能够抓住机会实现经济上的成功并成为农村中的精英阶层。本研究具体检验了中国农村居民的精英职业地位获得是如何受到他们改革前或解放前的家庭背景影响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旧式精英”解放前的政治或经济精英)和“新式精英”(解放后再分配经济时期的政治或经济精英)家庭背景的农民,改革后进入非农职业的机率都比较高。第二,在不同历史阶段,精英职业获得模式是不同的。低风险性是导致改革早期新、...
- 作者：
吴愈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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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典意义的“大同·小康社会”
- [摘要]若干常规聚落以群相聚组成了史前的复合聚落,复合聚落内部随后出现了社会阶层的复杂化,最终形成了以陶寺中期城址为代表的各个社会阶层和谐共处于同一个大型聚落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随着中国早期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转变为了以二里头遗址和殷墟遗址为代表的,在聚落居住方式上具有明显社会阶层分化的“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
- 作者：
李宏飞
- 全文[ PDF 1357.0 KB ] 2010.25（4） 共有 2599 人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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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调社会及其生产——以civilsociety的三种汉译法为基础
- [摘要]复调社会指特定空间内同时存有多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和社会领域,它们具有平等的地位和价值,既对立又对话,既协调又冲突,使该社会处于未完成状态。本文就汉语世界对civil society的三种不同译法即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展开社会学考察,认为这“译名”选择的差异源于不同欧洲语言赋予civil society的不同指涉,以及中译者基于对本国现代化的过程和目标的不同理解而做出的不同选择,故具有实质的或者说社会学的价值。本文的“复调社会”指这三种译法及其所表示的三个社会领域之间的对立和对话关系。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国家复调社会的形成主要...
- 作者：
肖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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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研究的可能立场与范式重构
- [摘要]中国研究导源于西方的历史,决定了在这一综合性的社会科学领域中,中国一开始必然是以“他者”的面貌出现的；围绕着这一立场形成的“冲击-回应”和“国家-社会”两种分析路径,不但都是将中国作为研究客体,而且都是建立在某种相互对立的二元分析结构之上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崛起带来的其自身地位的变化,以及从事中国研究的研究者的多元化,使得中国研究以中国为"他者"的单纯的客位立场开始改变,不仅作为客体之成员的中国学者产生了在中国研究中确立中国主体性的向往,而且非中国学者也希望既能够在中国研究中确立其本国的主体...
- 作者：
周晓虹
- 全文[ PDF 821.0 KB ] 2010.25（2） 共有 1904 人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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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化及其传统:对韦伯的中国观察
- [摘要]在韦伯笔下,理性化,作为现代西方独有的普遍历史现象,系统地借助了一种反传统的力量来造就现代生活的生活之道和社会秩序。理性化与传统的这一关系,构成了西方与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关键差别。西方理性化这样一种反传统的“传统”,根源于伦理先知对自然人伦关系的怀疑和拒弃,以及相应对陌生人构成的“博爱共同体”的向往。而现代中国人生活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对抗历史命运的自由努力中重建具有内在精神气质的“伦理秩序”。
- 作者：
李猛
- 全文[ PDF 862.0 KB ] 2010.25（5） 共有 3258 人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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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膨胀模型在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中的应用——以中国人工流产影响因素的分析为例
- [摘要]文章以零膨胀模型(zero-inflated modeling)对中国已婚育龄妇女人工流产影响因素的分析为例,介绍了零膨胀模型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具体应用,并比较了零膨胀模型与泊松模型(Poisson modeling)、负二项模型(negative binomial modeling)等一般计数模型的分析结果,发现零膨胀模型能较好地处理计数资料中零值过多的问题,其参数估计更为精确,得出的结论更符合实际。
- 作者：
王存同
- 全文[ PDF 646.0 KB ] 2010.25（5） 共有 2113 人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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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边疆地区的纠纷解决与职业系统
- [摘要]本文基于对我国农村地区法律服务状况的访谈和参与观察,通过对职业社会学管辖权冲突理论的改造应用,发现在我国的法律边疆地区,包括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司法助理员、“赤脚律师”乃至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在内的各种法律服务提供者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化成县城、乡镇、村落三层的法律职业层级系统。这一层级系统内部的劳动分工与互动过程不仅构成了国家与乡土社会之间纠纷解决的传导机制,而且塑造了我国农村地区法律职业的基本样态,是律师业在法律边疆地区发展缓慢的一个根本原因。
- 作者：
刘思达； 吴洪淇；
- 全文[ PDF 784.0 KB ] 2010.25（1） 共有 2115 人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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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落共同体的当代命运:四个观察维度
- [摘要]去社会学化、去社会理论化的村庄研究忽略了以下四个问题:(1)在批判社会学的视野里,村庄面临市场力量的持续冲击,后者要求土地和劳动力全部从共同体中分离,纳入作为价格形成体系的市场。故村庄转型的核心问题就是听任市场力量,还是保留村落共同体。(2)在专业社会学的视野里,如果承认现代社会还需要小型、地方性共同体的存在,以满足非市场经济性质的互助与交换,并发挥情感和社会认知方面的功能,就意味着要承认村落共同体的农业经济支撑条件在现代可能松动剥离,但它作为社区共同体仍然是正常的现代社会的基本资源;它能否在空前复杂的推压力量...
- 作者：
毛丹
- 全文[ PDF 1003.0 KB ] 2010.25（1） 共有 2498 人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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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主委员会、准派系政治与基层治理——以一个上海街区为例
- [摘要]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城市房产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业主委员会的大量设立给基层政治带来了很大冲击。基于对上海一个居民区中所有业主委员会发展状况长达8年的深入跟踪调研,本文检视了此类新兴市民组织的运作机制及其对城市基层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这些市民组织的建立源自国家启动的正式制度变迁,但社区非正式社会网络也对其实际运作产生重要影响。就外部影响来说,业主委员会为业主参与基层政治提供了机会和平台,有利于增强其利益表达和聚合能力,扩大社区自主权。但就内部效应而言,这些市民组织所面临的各种局限和制约,尤其是相关...
- 作者：
石发勇
- 全文[ PDF 650.0 KB ] 2010.25（3） 共有 2833 人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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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溉制度与礼治精神——晋水灌溉制度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 [摘要]晋水灌区自明代以来就已经具备了相对完善的灌溉管理制度,该制度由渠长甲制和轮程分水制度两个部分组成。从明代晋王府军屯进入晋水灌区以来,晋水灌溉制度几经变迁,直至难老泉断流,整个制度彻底废止。这个延续了近七百年的灌溉制度一直是靠着乡土社会的礼治精神来支持的。这一礼治精神主要体现为“崇始报本”、“盈科而进”和“本乎人情”等各个方面。士人政府、士绅和宗族在一次次用水冲突和水利变革中维系着灌溉制度背后的礼治精神。
- 作者：
张亚辉
- 全文[ PDF 891.0 KB ] 2010.25（4） 共有 2039 人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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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日本知识共同体的流变
- [摘要]以协会、出版物等媒介为依托形成的战后日本知识共同体是一种社会自我反思的机制,其作用于社会的方式不必再通过体制这一中介；战后日本知识共同体的价值取向与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有内在的关联。日本知识共同体在理论和方法上主要经历了从近代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近代的超克”思想到民众思想史观、社会史观的转换,其中折射出了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轨迹。近年来,随着《日本的思想》、《近代天皇观的形成》和《在中世纪星空下》等日本学术专著在我国的出版,战后日本知识共同体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在中文文本中也逐渐得以呈...
- 作者：
诸葛蔚东
- 全文[ PDF 538.0 KB ] 2010.25（5） 共有 1710 人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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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动员的效力与限度——对我国城市居民“希望工程”捐款行为的社会学分析
- [摘要]以对“希望工程20周年品牌影响力评估”调查数据的分析为基础,本文在多维度上研究了动员对于公众捐助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体制内外,动员对于个体捐助行为的作用有显著差异:体制内个体捐款次数相对较多,而体制外个体单次捐款额度较高。总的来看,体制内外捐助者捐款总额差异不显著。这种模式展示了后单位制时代大众动员所具有的某些特点:一方面,体制动员因素保持着显著的效力,但有其作用的限度；另一方面,社会自主性空间获得了初步成长,然而动员机制也发挥着一定效果。这构成当前我国公益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制度与社会背景。
- 作者：
毕向阳； 晋军； 马明洁； 何江穗；
- 全文[ PDF 868.0 KB ] 2010.25（6） 共有 1982 人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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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阶层与民事纠纷的解决——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分化与法治发展
- [摘要]本文利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5),描述并分析中国人是否卷入民事纠纷并采取行动,以及如何行动的决定因素。我们特别关注的是社会阶层属性的影响力。研究表明,中国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对民事纠纷如何反应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统治精英相对来说更少依赖政府渠道而更多诉诸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中下层社会阶层成员更多地信赖政府渠道,把日常纠纷诉诸政府。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中产阶级”更多地利用法律解决民事纠纷。此外,教育也是决定人们如何对民事纠纷采取行动的重要因素: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更少把问题诉诸政府渠道而更多地把纠纷...
- 作者：
程金华； 吴晓刚；
- 全文[ PDF 900.0 KB ] 2010.25（2） 共有 2113 人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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